冻裂碑石的冰灾，让古人也怀疑是否真有禹王碑
中国古籍相传，中国古文字是仓劼所创造。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古老中国文字公认为甲骨文。鉴于商代甲骨文已相当成熟，专家们多推断中国在夏代应已出现文字。然而，岳麓山上的禹王碑，相传却是夏代之前原始社会即将结束之时，大禹留下的蝌蚪文。不过关于禹王碑的真伪，历来让人怀疑。
禹王碑，《吴越春秋》等书相传，大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书，得治水之要，于是刻石于山的高处，禹碑由此而来。但唐代以前，人们想寻找禹王碑却一无所获，到了唐代，中国疆域扩大，不少文化人纷纷南下到昔为南蛮之地的湖南，著名文学家韩愈、刘禹锡曾到南岳搜寻禹王碑而不得，但一些嗜古的先人们却偏执地相信，有这样一块石碑存在。南宋嘉定五年（壬申年，1212年），何贤良（名致，字子一）游南岳，在祝融峰下，得到一位樵夫的指引，过隐真屏后，复渡一二小涧，攀萝扪葛，找到苔藓所封的禹王碑，于是取所带的市历模之，回到旅舍，凑成拓本。何贤良路过长沙时，以一个拓本献给当时长沙连帅曹彦约，同时还赠送了他所拓印的柳宗元所书《般若和尚第二碑》，也留了一份禹王碑拓本在案头供自己赏玩。长沙连帅曹彦约也是个认真的人，他既爱拓本，也想关心原碑保存的现状，于是下了一个公函，令当地官吏到衡山搜寻原碑。不久，他得到回报：柳宗元的碑还在上封寺，但是头年冬天的雪灾，石碑上的字多有冻裂，而禹碑从过去到现在，看到的人极少，只流传在传说中。曹彦约于是怀疑何贤良购买拓本，或者从别处拓得古碑，冒充禹王碑诓骗他。何贤良于是将禹王碑拓本摹刻在麓山顶上，即今天的禹王碑（但也有人怀疑今天的禹王碑是明代时期的伪作，因为何贤良的禹王碑只有五十余字，而今天的禹王碑有七十七字），以表明自己的清白。留在岳麓山峰顶的禹王碑，因为一场冻裂的雪灾，而成为从南宋时期开始就已解不开的谜团。
禹王碑虽然真伪难知，但历来人们都将禹王碑视为岳麓山的镇山神物，古人编辑《湘城访古录》、《麓山志》，禹王碑文必定是首页内容，甚至连禹王碑上的断痕，古人也有这样的推论：“禹碑面东向，壁山而凿。非人力所能动移。中有断痕，类夜半天河影。”（李何炜《游岳麓书院记》）
明代时期更有大批好古之士，偏爱推测禹王碑古字所写内容。其中明代杨慎的译文最被人认可，而根据杨慎译文再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作品留传也有不少，其中刘与为先生的白话文翻译，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刘与为先生对禹王碑的现代汉语翻译是：
受到虞舜帝的指示，他说：禹啊，你是像羽翼般辅佐我的人，治理洪水的任务，就交给你吧。休管它山高路远水深，一心一意去和洪水作斗争，你明天早早地就出发，走上你的旅程。
（禹王自述：）我旅行了许多年，忘记了自己的家属，现在寄宿在南岳山足之广庭，我竭尽智慧经营规划，行动中憔悴了我的形体，我的心啊，无时不诚恳地为着人民。我奔波为的是平定水土，走遍了华岳、泰山与南岳，一宗一宗的河流都已疏浚和汇合。劳动过了以后，我祷告神明，在烟雾郁塞中，我又将移徙到别处，南方的河流都已畅流通行，有了足够的粮食又制备了衣服，上万的民族集团从此安定，那害人的禽兽蛟龙啊，永远逃奔。
一场冬天的火灾，让麓山寺碑的作者从此失考
禹王碑的真伪无法考证，但唐代李邕的麓山寺碑在历史中却是真真实实存在。今天几乎所有书籍上都记载麓山寺碑为李邕撰文并书法，刻碑者虽标明为黄仙鹤，也有人推测是不是黄仙鹤就是李邕的托名。
然而，《金石文编》等古籍却说，麓山寺碑是一个姓不详、名“祖”的人所书。因为过去的碑文中有“祖上计于京隅，兹会赞曰”等字。
不过，这些字，早就被某个冬天的一场失火给毁坏。据记载，李北海所书的麓山寺碑，曾 “有亭覆之”，但这块古碑引来不少拓碑卖帖牟利者，在一个冬天，“摹拓者冬日畏寒，以荻（芦苇一类植物）环绕亭外，不戒于火，而火不甚炽，未至断裂，然（麓山寺碑）蚀去者数十字矣。”
《金石文编》所说只是一种推论，如今证物无传，关于作者是不是李邕只好继续成为谜团了。
清光绪初年的雪灾是否压折最后一株六朝松
麓山寺观音阁，有两棵号称六朝时植的罗汉松，郁郁青青，“双株对峙，如门如关”，唐代刘长卿到长沙，不但瞻仰了河东太平街的贾谊故居，还在麓山寺看望了六朝松，并写下“松老问谁栽”的句子。
不过六朝松在乾隆年间被大风拔去一株，后来又补植一株，依然保留麓山寺“双松如关”的故事。一般记载就此打止。其实，麓山寺观音阁前的六朝松，后来又遭厄运，据记载，光绪初年，麓山寺观音阁前又有一株六朝松摧于冰雪。王湘绮等人感于此，纷纷写诗，被摧折的六朝松，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关注。
王湘绮的诗感于六朝松因冰雪被摧而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响时说，“谁知贞性不好名，楚风始盛天下惊。空山偃骞惯岑寂，安能时听世俗评？”既写松，也抒写自己怀抱。
不过，因为古人的记载不完整，民国时期，有人就光绪初年冻折的六朝松到底是六朝时一直留存的古松还是乾隆年间补植的罗汉松展开讨论。不少人不想六朝古物被毁，多数人一厢情愿地“希望”被冻折的是乾隆年间补植之松，希望六朝松依然栽种在观音阁前。
民国时期的学者刘宗向不参与冻折哪棵松树的讨论，只是说，被冻折的松树遗材，一段成为麓山寺中的香案，另外两段在岳麓书院讲堂中成为东西序的两张讲床，也算是古物有所攸归了。
据载，昔日，麓山寺中在民国时期还曾悬挂名人所作的六朝松被雪灾压折诗及六朝松冰雪图。
麓山杂记
任大猛
响鼓岭地底并非空洞如鼓
响鼓岭，又称步虚岭。小时候曾听到市井传闻说“响鼓岭地底，空洞如鼓，用脚跺地，这里会发出咚咚鼓声”。
然而，在数百年前撰写的《岳麓志》中，就有人提出疑惑，说，在响鼓岭，人们用脚擂地，并没有听到咚咚鼓声，不知为什么这里叫响鼓岭。
民国初年，为安葬蔡锷、黄兴，岳麓山挖山修建马路，长满浅草的响鼓岭于是向下“凿辟几深二丈”，据当时人记载，当时人们并没有看到下面空空如洞如鼓的奇景。
响鼓岭原名步虚岭。所谓步虚，指的就是“道士在醮坛上讽诵词章采用的曲调行腔，传说其旋律宛如众仙飘渺步行虚空”，此外，高处传来的响亮诵经声，据说也有神仙之致，亦称步虚。而步虚岭恰在麓山高处。旧时，弥嵩和尚有诗记录道：“蹬道盘空望赤城，玄都初觉步虚声。冬冬云外谁人足，响鼓应知不浪名。”也有人曾经在《长沙晚报》副刊撰文称，响鼓岭相传脚步踏地发出鼓声，或许是因此处特有的回音声场效应。
飞来钟曾大如酒瓮
云麓宫下的飞来钟，横卧树杈间，我们小时候经过，向上面扔过不少石头，并感觉它实在不像一面古钟，我们印象中的古钟，是《地道战》中那个坚强的老人所敲的大钟。前几年，有条轰动性新闻，有名盗贼竟然将云麓宫下银杏树上的“飞来钟”给偷走，可见这面钟并没有与树长为一体。
据刘宗向在民国初《岳麓志形胜篇》记载，“飞来钟，大若酒瓮，无异常制，垂悬树窍，防其坠陨，纽以铁锁，相传飞来。”
民国时期的《岳麓小志》更说：飞来钟，其钟系明朝万历四年造。钟柄长在树杈间，历数百年风霜雨雪，不锈不漏，可称奇异。至清光绪间，被游人以石击破（任案：明万历所铸之钟，在清代曾被毁，同治六年再铸，安于树杈间）。民国七八年间，又被北方兵士捣毁，只存其柄。某道士将柄系于望湘亭之穿枋上，并仍铸钟于树杈以存古迹。据记载，此钟在“文革”曾再度被毁，1978年，又再次安放一钟于树杈间，可谓几经变迁。
石濑的石头修了山堤
濑，指湍急的水。岳麓山石濑久已不为人知。
据清代《岳麓志》及民国《岳麓小志》的记载，石濑在爱晚亭清风峡下，正处清风峡兰涧流往岳麓书院之处。因此处水流湍急，泉流触石，琮铮有声而名。
宋代张栻游息麓山时，最欣赏此处风景，并留有“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的诗句。
进入民国之初，岳麓书院改高等学堂，高等学堂大兴土木，“横舍式廓，涧水乃由讲堂下伏流，又凿石濑之巨石，移实山堤”，没有石头奔湍的泉流，“澄碧寒声”，成为“怅然往事”。
另外，由白鹤泉诸水下流清风峡汇成的兰涧，昔日溪畔亦满是兰花，宋代张栻诗中写道：“艺兰此涧”，可知兰涧旁，确实有兰花。
禹王碑亭曾装有开关的门
禹王碑，被视为神物。明代太守张镒曾建亭禹王碑上，后屡修葺。明崇祯三年，兵道石维岳在禹王碑旁围筑石墙，并辟南北两面可开启的门，将禹王碑保护起来。今禹王碑除仍有石亭外，碑前并围以铁栏。
半山亭应为蒋公亭
岳麓山南门进山马路旁、蒋翊武墓下有一方朱檐青瓦的小亭，名半山亭。
兰烟、亦农编撰的《岳麓山揽胜》称：“若徒步登游麓山，到此恰好一半路程，故名半山亭。”
然而，遍查清代《麓山志》、《续麓山志》及民国《岳麓小志》诸书，却只有半山楼、半山庵的记载。据民国时人考证，半山楼半山庵，在今麓山寺观音阁附近，此处才是岳麓山山半位置，旧时观音阁壁间，还有清康熙年间李拔的《半山楼铭》石刻。
经麓山景区办公室胡滔滔指点，查阅《岳麓小志》地图及文字，可知今半山亭实为民国时期为纪念辛亥革命勋臣蒋翊武所立之蒋公亭。《岳麓小志》载：“蒋翊武墓，在爱晚亭之上，沿山径可达，其下有亭，足资憩息。”刘宗向并记道，昔日蒋公亭亦向上山之人售卖茶点。
估计蒋公亭之所以改名为半山亭，是某一历史阶段中，有人担心蒋公之名会被人误为指蒋介石。
印心石屋果真有“屋”
据记载，印心石在湖南安化县北25里。资水之峡，世谓石门潭，有石峭出潭上，方正如印，故名印心石。清代两江总督陶澍，幼时随父读书，结庐其北，取印心石屋名，榜其读书之屋。道光五年，清宣宗垂询陶澍的家世里居，赐题“印心石屋”斋榜。“印心石屋”四字于是摩崖刻于石门潭之西。不久，赵竹泉将“印心石屋”四字镌石于湖南省会岳麓山中。长沙贺长龄为之作记。同时在印心石屋处“筑有石亭”，并“施以丹雘”。今印心石屋之御碑亭已毁，仅留“印心石屋”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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